蔡阳教授消费税比增值税好

蔡阳教授消费税比增值税好
新正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将进一步巩固消费税作为中国当前主要税种之一的地位。从长远来看,以综合消费税取代增值税的“增、改、减”改革预计将为中国经济发展释放巨额税收红利,而不会减少政府收入。此外,《意见稿》规定的“试点方案应当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应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批”。网易研究局第636号作者|王拥军(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从“消费税制度”和“税收法治”的角度对《意见稿》进行了扩展解读。因为《意见稿》的基本含义在于两个主要方面。首先,现行消费税自1994年开始征收,自那时以来已多次调整,现已广泛修订和扩大,涉及纳税人、征收范围、征收环节和税率等关键税收要素。其次,将现行消费税《条例》提高到法律水平标志着向“税收法治”迈出了新的一步。对前一种观点的扩展解释涉及两个方面:消费税优于增值税,“增、改、减”可以作为一种长期的税制改革策略。对后一种观点的扩展解释涉及税收法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适当分配法律权力来创造和改变税收义务。王拥军1号。消费税作为最优间接税,不同于发达国家主要税种直接税(所得税和财产税)。目前,间接税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主要税种。直接税本质上是对人征税,即对自然人和法人征税。间接税本质上是物业税,即商品和服务交易税。从全球来看,当代税制有三个基石:基于财产的税制、基于收入(个人和公司收入)的税制和基于交易的税制。前两种是直接税,后两种是间接税。这三种税收制度必须保持同步,相互协调和补充。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努力构建基础广泛的消费税制度和财产税制度,以保持与所得税的适当平衡。所有商品和服务税都是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和其他相关税收。与其他间接税相比,严格意义上的消费税具有一系列无与伦比的显著优势,成为名副其实的“最优间接税”。“严格意义上的消费税”是指对“最终消费”即终端销售征收的税,无论是生活消费还是生产性消费,或者是商品消费还是服务消费。终端销售是指没有后续销售的最终消费环节。《意见稿》使用的“消费税”概念与终端销售不一致,但毕竟是向合理的消费税概念迈出的一步,这主要是由于两个重要的尝试:收回一些消费品的征收,并为购买的应税消费品规定十项扣除政策。以下关于最优间接税的论点是基于合理的消费税概念:终端销售税,包括一般消费税或选择性特别消费税。首先,消费税至少干扰了市场机制中的资源配置,这使其成为“经济最优税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将投入(生产要素)转化为最终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现代经济活动涉及覆盖多个销售环节的复杂垂直链。税收经济学中最优税收设计的基本原则要求交易型税收制度的税收负担集中在终端销售环节,以确保所有前几个环节的经济选择都没有税收扭曲,并“纯粹”受市场机制的全面指导。这一原则也可以称为目的地(最终消费)税收原则。它不同于并优于干涉生产和分配决策的原产地税原则。消费税是最高的
人力资本或精神消费作为复杂的劳动,以及知识和资源的整合(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远远大于增值税抵扣所认可的“投入”作用,但在税法中却没有被视为“投入”,这意味着“知识方法”在创造价值方面必须面临比“投入方法”更高的增值税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值税是对知识经济的一种反应”——不仅干扰了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它还不算过分。增值税的“中性”优势得到了广泛尊重,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虚幻的,尤其是考虑到多重税率。消费税是最接近“中性”优势的,因为如何创造价值与税收负担无关。消费税的经济优势也体现在纠正外部性上。这是增值税特别不合适的领域。《意见稿》中列出的大多数消费税项目都有负外部性:香烟、酒精、鞭炮、精炼油、木制一次性筷子、电池、涂料等。尤其典型。这种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税收和消费税将有助于控制这些影响。这样,消费税的经济优势将从从不干预市场机制的运行转变为弥补市场失灵。高端手表、豪华汽车、游艇、高尔夫球和设备的征税也反映了类似的效果。可以说,“中性是中性的”(市场是有效的)“干预不应是中性的”(市场失灵),这只能在消费税上得到最好的体现。消费税的经济优势还来自另一个来源:鼓励地方政府改善当地消费环境,以吸引更多终端销售。这些努力包括改善地方公共设施和服务,包括“硬件”和“软件”环境。在原产地税(包括生产增值税和生产消费税)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明显不同:它们倾向于引入更多的投资项目或扩大生产能力以扩大地方生产,从而征收更多的税收。多年来,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的盛行与此密切相关。消费税将有助于完全切断这种激励。消费税的财政优势也非常明显:税基广阔。理论上,消费型增值税的税基与消费税完全相同,因为增值税的税负最终会以终端销售告终,这与消费税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增值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复杂的输入扣减)来实现这一点。由于投入扣除(包括知识要素的扣除)不能完全实现,增值税负担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最终进入非终端销售环节——,这将干扰市场机制的运行,因此所涵盖的终端消费实际上不如消费税那样广泛。简而言之,消费税由于其广泛的税基,并不逊色于增值税带来的财政优势。就税收管理和税收遵从而言,消费税比增值税、关税和其他间接税具有特别显著的优势。毫无疑问,识别和衡量“终端销售”的难度和复杂性不可低估,但比识别和衡量“投入和投入扣除”要低得多,完全消除了增值税投入扣除引发的“发票博弈”带来的巨大社会交易成本。由于目的地税原则的采用,消费税也消除了增值税制度下的出口退税问题。出口退税不仅构成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涉及复杂的税收管理问题。消费税在税收政策上也具有比较优势。税收政策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通过减税和免税促进具体的政策目标,例如鼓励工业增长或企业创新。对于增值税来说,这种政策几乎毫无意义,因为一个环节的税收减免意味着后续环节的税收增加,即由于投入减少而导致的额外增加。这一特征意味着增值税非常不适合作为税收减免政策的工具。相比之下,消费税有明显的优势。最后,消费税对构建良好的地方财政具有重要意义。税收a
由于采用了超价税的定价方法,最终消费者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是价格”和“什么是税收”,并据此做出明智的消费决策,如减少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消费,因为为此需要支付更高的税收。第二,“增加、改变和消除”的长期前景是值得期待的。增值税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税种,目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增值税的优点被夸大了,缺点被低估了。从长远来看,更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税种不是增值税,而是对货物和服务的终端销售征收的消费税,包括一般消费税和特定消费税。一般消费税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统一税率,是根据最优税收理论中的“中性原则”设计的。具体消费税规则采用差别税率,是基于最优税收理论中的“修正原则”而设计的,旨在修正消费行为造成的外部性。《意见稿》规定的“消费税”离这里还很远,但向上述合理概念的消费税迈进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如上所述,《意见稿》已经朝着合理消费税迈出了第一步。在不久的将来,“增、改、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从长期经济、金融和管理的可接受性来看,“增、改、减”可以被视为一项值得深切期待的大改革战略,原因如下:第一,与增值税相比,消费税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税收环境。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各个环节的税收,很难完全抵消进项税,在知识要素上造成价值偏差(不可抵扣),税收管理成本和税收遵从成本高,伴随发票抵扣的“如果可以抓到我”(假发票),以及多种税率的复合效应,增值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可能远远大于其促进作用(从“中性”开始)。至于所谓的“普遍调整”带来的“中性”优势,由于多种税率等原因已经消失。相比之下,消费税几乎可以一下子消除这些强加给经济体系的沉重超额负担,特别是在终端销售之前不为所有环节的经济交易缴税的巨大优势,这使得在不减少政府税收的情况下,向经济释放远远超出想象的巨额“税收红利”成为可能。其次,与增值税相比,消费税具有更大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潜力。由于大规模增值税不能与大规模消费税和谐共存,消费税不应作为增值税的补充,而应作为替代,但会失去财政收入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消费税的税基几乎与增值税的实际税基相同。从表面上看,增值税属于“普遍征收”,但也需要面对“普遍扣除”和出口退税,这意味着大量收入将会流失。由于征收和管理成本高,税收遵从成本高,增值税作为一种收入工具根本没有优势。鉴于农业和金融交易中的特殊困难,情况尤其如此。最后,与增值税不同,消费税不存在“适应”知识经济的问题。现代知识经济的突出特征是“用知识创造价值”,这与传统的依靠产业分工,然后“用传统投入创造价值”的方法完全不同。然而,知识要素在增值税下并不被视为“投入”和“投入扣除”,这使得知识含量较高的行业和企业承担更重的增值税负担。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适应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大工业时代的增值税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落后。相比之下,消费税不会产生这种有害的抑制作用,因为它与“投入”无关。换句话说,消费税最好把“如何创造价值”的问题留给经济人自己或市场机制来决定。第三,税收法治理念下的“备案”问题提高了行政机关制定的消费税《意见稿》
消费税涉及如此广泛而重要的利益。如果忽视“税收批准”的基本原则,如何体现税收法治原则?多年来,中国的税收立法进程,包括在党和政府高层文件中反复强调的“将税收《条例》提高到法律地位”的进程,在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上没有得到澄清:对公民(个人和企业)创造、征收或改变税收义务的法律权力应该属于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事实上,法治的基本原则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除非得到代表公民的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否则行政部门无权对公民规定、强加或改变税收义务。到目前为止,各国的税法实践有一个共同点:税法非常严肃,因此通常比其他法律要求更严格的立法程序。在中国走向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行政部门应当严格遵守这一基本法治原则。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条例》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都强调坚持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有鉴于此,有必要将《决定》中的“备案系统”改为“审批系统”。底线是授权立法,它通常只适用于不增加公民纳税义务的具体情况。网易研究局(微信公众号:wyyjj163)产生了网易研究局(Netease Research Bureau),网易研究局是由网易新闻创建的一个金融智库,整合了网易原有的金融多媒体矩阵,依靠数百位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的智慧,对经济学热点话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和解读,以态度打造出领先的金融智库。欢迎投稿(电子邮件:cehuazu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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